例如英国2020年3月25日出台的《新冠病毒法》第89条规定：本法自生效之日起两年后失效。

就实质标准而言，行政应急性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39]形式标准包括三项：法律性指行政法基本原则具有规范性，而非纯粹的理论或原理，可以据之作出合法性判断，由此区别于行政管理原则。

[11][英]戴雪：《英宪精义》（卷6），雷宾南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页。上述两点特征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借用哈特著名的两分法[17]，例外性可视为初级规则，揭示行政应急性原则适用场景的实质内容。田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乡政府违法。以传染病应急管理为例，在近半个世纪中，我国相关法律都只规定了政府的应急权力和公民的服从义务。例外法模式（extra-legalities model）主张应急之时无法律，承认违法应急之必要性，但要求对之进行事后审查。

[19]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该通知发布时，非典疫情已近结束，阻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因素基本消除，暂不予受理实际上近乎不予受理。将维护交通秩序作为交警的主要职责，除了前述理由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处的风险社会的客观现实，尤其是风险性在道路交通领域的突出表现，使得民众对安全秩序的需求度更高，也更为迫切。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其间接目的，也是其第二层次的立法目的。依循新秩序观，需要从如下层面进一步完善电子警察的设置与应用机制。[29]显然，与一般行政权相比，交警权力对于民众的侵害权益性更强。[43]尽管可以认为人权之保障与人民福祉的追求才是目的，治安仅是手段，但是，其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对两者关系的素描，并未深入微观层面提出区分两者关系的富有建设性的论点。

其二，不但用路人的诸如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程序性权利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程序性保障机制的缺失，可能因相对人不懂或疏于权利救济而盲目地接受交警给出的行政处罚，由此，用路人的实体性权利也存在被侵犯之虞。这相当于每辆车皆有交通违章罚款，且受罚不止一次。

当然，应当尽可能地具体化和明确化，形成统一的设置标准，从而促使滥设电子警察现象不复存在。为化解上述问题，我国已有较为全面的制度规则和丰富的智识资源，可以说，应对交通违章处罚全民化的制度方案和理论成果已经较为成熟。[43]参见刘启川：《我国交通警察权力配置：价值维度与改革框架》，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3]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6期。

前已述及，交警权力的秉性在于秩序性，不过，这并不表示其舍弃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更令人担忧的是，从性质上来看，秩序的客观性与人权的主观性缺乏天然相融的可能性，尤其是，两者在内在特性上就存在先天背离和冲突的基因，因此，秩序与人权同等保护论这一论说缺乏实践性和科学性，只能算作提出者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罢了。[2]既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41条有关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进行处罚的顶层法律设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章第二节第15条至第23条有关交通技术监控的专门规定，又有《公安部关于规范使用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知》（公通字〔2007〕54号）、《公安部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公交管〔2013〕93号）、《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公交管〔2013〕455号）、《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试行）》（公交管〔2020〕73号）等规范性文件的详尽规定。[38]不限于此，有学者通过对接受非现场执法的729位驾驶员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告知手段、告知时间、缴款方式等程序性问题直接影响了非现场执法效果的结论。

[6]参见《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的通知》（公交管〔1998〕23号）。1.工具主义的秩序交通至上观 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之前，交警执法规范的工具主义色彩和秩序交通至上特性较为明显，可以将其概括为工具主义的秩序交通至上观。

[27]陈正根：《警察与秩序法研究——干预行政与基本人权之保障（二）》，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3页。二是，不利于人民满意型法治政府建设。

易言之，交通秩序优先人权保障次之或交通秩序为主人权保障为辅的新秩序观应当成为交警权力承载的价值表达，[31]当然，这也是交警非现场执法的理论根基。只有在此基础上，通过查处交通违章行为，才能获致根基于道路交通实践的秩序维护效果。对于社会生活而言，秩序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因素，[32]而交警权力的秉性在于维护交通秩序，甚至可以说，交警即为交通秩序的代名词。前述《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相应条款对新秩序观的融贯效果自不待言。[18]刘风景：《立法目的条款之法理基础及表述技术》，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除此之外，秩序交通至上的理念融贯于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之中。

1.秩序维护至上论及其适用风险 与前述我国早期交警权力承载的价值类似，秩序维护至上论的主张者依然占据相当的比例，其多数为实务工作者尤其是警务人员。可见，途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之处的违法行为，都将被搜集和记录，随后也将进入人工审核程序，经确认无误后被录入系统作为处罚证据。

由此，全面把握交警非现场执法的理论根基可以从双重维度展开：其一，从一般警察权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探求其承载的价值，这可以宏观把握其生成场域。2.增加监控资料录入前告知程序和违法事实告知次数 前已述及，关涉交警非现场执法的法律规范已足量配置交通秩序，因此，依据新秩序观，人权保障应当被认真对待。

以此为基点，经由立法宗旨和法理特性的追本溯源，可以得出交警非现场执法的理论根基应为交通秩序为主人权保障为辅的新秩序观的结论。（一）交警非现场处罚全民化的秩序维护属性 交警处罚全民化的语境是基于电子技术监控的非现场执法。

无疑，生成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秩序的新秩序观会影响交警非现场处罚的司法裁判立场。倘若以是否属于交警职权范围为标准，那么，可以对新秩序观的适用规则做更具操作性的设计。[22]在我国，警察以除去对社会安宁幸福之危害（维持公安）为其目的，警察以直接限制私人之自由为其方法。在凭单一的电子证据作为非现场执法证据的情形下，[53]倘若不补足适量的程序，针对其正当性的质疑声恐不绝于耳。

[39]参见王石、金斌等：《交警非现场执法效果分析》，载《交通信息与安全》2014年第3期。由此，也可以看出诸如非现场处罚过程对正当程序的要求不高或正当程序制度无用武之地的论断，并不可取。

摘要:  在我国，围绕交警非现场执法已有较为成熟的制度设计和规制理论，然而，尚缺乏一套从法哲学层面系统阐释该行为的理论范式。第二，查处违法行为的全面性造成处罚的概率过高。

不过，笔者认为，新秩序观不应直接适用于司法审查，而是应发挥逆向指导功能。由此，其价值取向可以初步概括为人权导向的交通秩序优先观。

[1]之所以存在全民化的诟病，主要是因为，与现场执法相比，违章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大大提高，尤其是在电子警察滥设滥用的情形下，这种概率进一步被提高。无论是交通秩序浅层面的理解，还是深层面的意涵，都需要全面查处违法事实这一前提。因而，维护秩序和防止危害仍然是警察权力行使的天然正当理由。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城市交通规则》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立法目的条款中使用的是交通安全的表述，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表述为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

当然，交警非现场执法的便捷性从另一个侧面也揭示了我国交警执法队伍的尴尬处境。[49] （二）新秩序观之于电子警察设置与应用的执法意义 在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范已然贯彻新秩序观理念的情形下，无疑，交警非现场执法也在践行新秩序观。

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现场执法成本，都会在通行道路上出现。对此，有学者更进一步阐释了程序性权利保障缺失的危害：无法当场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也不能及时对违法当事人进行教育，事后非现场接受处罚的往往是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最需要接受教育的违法的机动车驾驶人反而接受不到教育。

[20]这在同时期不同国家存在大致相当的表现：在德国，警察权限涉及国防和财政之外的一切国内行政，针对一切社会秩序和安全方面的事务。譬如，《德国联邦及各邦统一警察法标准草案》第1条规定：警察之任务在于防止公共安全与或秩序之危害（第1项）。